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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村·老庙·老神(上)

2024-05-28 观看2382 次

唐虞庙大殿古门板

      走访韩坊,印象最深者三老:村老、庙老、神老。
      新编《长子县志·卷一建置·第四章村》记述;“韩坊位于大堡头东2公里。据清代该村碑文记载,城东南十里有个神农乡,此为春秋战国时齐国大将韩自、韩佑的扎营地,二人曾任齐国‘侍中’,齐亡,二人死后葬于此地,故名。”此说,若细作推敲,便见纰漏,春秋战国时,长子隶属晋、韩、赵,齐国为何要在此扎营?助晋、韩、赵、攻秦吗?又何以终死此地呢?更何况“侍中”也非齐国官制中所有。
      1991年随李裕民老师做地名补查时,曾走访村中的一位老教师。他的回答是,齐国非春秋战国之齐,是南北朝时之北齐(公元550-577年),当时的两员大将韩自、韩佑死后下葬该处,为其守护陵墓的族人,仆从在此定居下来后,繁衍生息,遂成村落。此说应较为可靠。那么,由此观之的话,韩坊至少也已有1400余年之历史,的确是个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了。呼为老村,名至实归。
      接下来再说老庙。庙究竟老到什么程度?已没有人能说得清了,以至一说起这座老庙,乡人就众口一词的说-自来庙。当地相传,很久以前,全村所有喂牲口的村民在某天晚上同时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神人嘱咐说:“明日各家各户都要将自己的牲口喂好,吃饱喝足休息透”。次日醒来,相互走访,万分惊诧。既是神示,不敢怠慢,家家照办。待到第三日清晨到牲口棚一看,用长子话说:“牲口吼儿哈喘气,滚身是水(浑身是汗)”。忙到街上打听,却发现一夜未见,村中竟突然多了座宏伟的大庙,此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老爷(长子方言指神与官,此处指神)是借用全村的牲口拉庙去了。
       
唐虞庙大殿(俗谓飞来庙)

      这种自来庙的说法在上党地区相当普遍,不少老庙都附会有此类传说,那么这种说法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什么样的事实真相呢?
      首先,我认为此类传说应该产生于宗教世俗化后的明清两朝。在早期的神话故事与宗教典籍中,神是宇宙的主宰,他高高在上,法力无边,呼风唤雨,移山倒海,无所不能。只有人向他祈求的份儿,那会沦落到为了搬动一座小小的祠庙,就屈尊去挨家挨户借牲口的地步。把人与神拉到了如此近似平等距离的,只能是佛、儒、道三教合一,逐步世俗化后的明清时期。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化生出此类传奇呢?我认为是宋、清两种模式的建筑,在演变过程中于过渡衔接处出现了隔膜,致使后人不能完全理解前人的建筑意匠。为了给自己不同于先祖规制的新手法一个合理的开脱或解释,便杜撰出了自来庙的说法。既是神仙自个迁来,那有点变化与改造也就可以理解了,毕竟是凡夫俗子嘛。
      相传,民国初年在修补大殿时,就曾上演了这样一幕。因为东南角部分木构件着雨变形腐朽,便决定予以适当的调整与更换。当照着前人留下的原件复制出替代品,并试图复原归位时,却怎么也组装不到原来的高度了,之好临时把门闩一锯先支在了角梁下。谁知这一支,便再也撤不下去了。直到今天,那根临时救急的门闩依然顶立在哪里,无声的讲述着当年的这段无奈的际遇。
斗拱下的门闩

      考察大殿木结构之时代特征并结合砌嵌在前墙壁内重修石碑上“至元戊寅”的年号题记等各方面信息综合分析。此殿确为金元遗存。此时正值木结构转型期,金元以前的唐宋建筑重结构、轻装饰,侧重于整体木架构的平稳与雄健;造型饱满浑厚,雍容大气。而元以后的建筑,由于制砖技术的成熟与木材的日益匮乏,砖墙开始普及,外檐内收,用材缩小,渐趋轻结构、重装饰之路。由其是“清中叶以后官式建筑由成熟定型转为程式化,建筑风格由开朗规整转为拘谨,由重总体效果转到倾向于过分装饰,构架由井然有序,尺度适当转为呆板痴重。”(见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概说》)

砌嵌在前墙壁内的重修碑

      上文中提到的至元年号,元代曾两次使用,“至元戊寅”,因此也曾两次出现,第一次至元戊寅为公元1278年,第二次为1338年。那么壁碑中提到的重修纪年“至元戊寅”,是1278年,还是1338年呢?若是前者,此殿为金代遗制的概率就大,若是后者,那就有可能是元代木构了。细读碑文发现有这样一句:“至元戊寅闰八月……唐虞庙勿知其口,自经地震,雨吻凋坠,四兽零口,口更解四壁”。至此查找这两个戊寅年的地震记录,成为考证这座建筑年代的重要依据。查遍手头所有资料,1278年并无地震记录。而据《通鉴》记载:“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春,正月,丙申,以地震,赦天下。”是年正月奉圣州,二月宣德府相继地大震,京师亦震,巩昌府山崩。而且京师太庙梁柱裂,各室墙壁坏,压损仪物。元朝宣德府辖域包括今河北宣化、涞源、蔚县、阳原,以及山西省灵丘等县。并在这一年八月改宣德府为顺宁府,奉圣州为保安州,“以其地数震故也。”由此可基本确定,碑文中的“至元戊寅”当是1338年。
      此殿看似质朴简约,实则大朴不雕,寓巧于拙的结构,足以令民国那几位自以为是的后来者手忙脚乱,丢底现丑了。而如今我这个一知半解的后来者,又要步民国先人的后尘,来品评论道了,好在虽不一定能于此有益,但也与此无害,也就提笔陈词谈几点感性的认识了。
      总的印象是:主体结构之营造手法虽延续宋制但却在很多具体的部位上大胆改造简化,因才造用,架构灵活,元代风骨凸显。
      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平面投影近方形。这种立体架构,屋顶形式,平面格局是宋金时期寺庙内重要殿堂最普遍的形制之一。而明以后,尤其乡村庙宇中轴线上的主要殿堂已罕见四面出檐的歇山顶,大都采用悬山顶或硬山顶了。即使与宋朝同类形制的歇山顶建筑比较,此殿仍然有许多明显的不同之处。

转角斗拱里转

      首先是架梁:六架椽屋,乳   对四椽   用三柱,乳   衬于四椽   下。前檐丁   (顺梁)平置,构架间距离拉大,故其上施相对较高的蜀柱以承系头   (采步金梁)前端。后檐丁   (扒梁)斜置于四椽   之上,构架间距离缩小,故上施相对较矮的驼峰以承系头   后端。角梁后尾置于下平桁(檩)之下。叉手与丁华抹颏栱咬合。普拍枋至角柱处出头,阑额不出头。“元代建筑地方差异增大。北方多用圆木为梁,架构灵活自由。”(见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概说》)。此殿岁采用不同于宋制的圆木为梁,但用材硕大,非明清可比。角梁比之宋制明显缩小,而扒梁(承采步金的短梁,后端架在大梁背上,故名)却借用木材的天然长势制作而成,简洁实用。举目望去,殿角三梁:个性鲜明,大梁胖,角梁廋,扒梁壮,因材造用,长短粗细不一。梁形亦富于变化:大梁圆,扒梁弯,巧借天然,各尽其用。正如《中国建筑史》(第四版·东南大学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所言: “元代的简化措施除了节省木材外,还使木构架进一步加强了本身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殿角三梁:个性鲜明,大梁胖,角梁廋,扒梁壮其次是斗拱体量缩小。唐宋是斗拱发展的高峰期,结构职能及其鲜明。以外檐柱头斗拱为例,华拱是挑出的悬梁臂梁,昂是挑出的斜梁,都负有承托屋檐的责任。而元以后的斗拱越做越小,结构作用日渐削弱,逐步缩小为显示等级的装饰物与垫层。唐虞庙大殿檐下无补间铺作。柱头铺作:双抄、重栱、计心造、五铺作,栱身皆作琴面昂状,下刻双瓣华头子。蚂蚱头。耍头(斗拱衬方头下所用出跳木料)成昂形,上交令栱以承挑檐榑。昂咀及耍头无雕饰,整组构件简洁疏朗。其中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有必要注明一下:前檐铺作横栱、替木均抹斜,山面、后檐则不抹斜。横栱抹斜是宋金木结构建筑上常见的一种处理手法,我曾在平顺淳化寺大殿、高平开化寺大殿等宋代遗构中见过。但抹斜与不抹斜混搭出现,却是我第一次见到。整组檐下斗拱虽因构件体量缩小,外檐伸翼不及前朝木建深远,但功用未减,美感依然,轻盈舒展。